结论1：

　　孟子将“与民同乐”树立为一个衡量帝王德政，爱民的标尺。后世明君屡次出现开放御苑，缩小皇园面积，而以余地接济百姓，前者如汉高祖退秦上林之田，与民耕种；唐中宗留昆明池而不予夺占，大唐历代修治曲江、乐游诸苑，却从不禁止庶民往游，如此种种，大体出于儒家所开创的“与民同之”的思想。

　　从中国皇家园林实际发展历程看，西汉上林、唐代曲江、乐游诸苑、南宋西湖以及清代南巡、北狩路上的各地行宫、御苑均有定时开放，或与民、与官署共用的情形，公共性特征十分明显。北宋是其中最为开放，最具有市民化特征的时代。

　　除皇家园林以外，对于遍布于乡村州县的地方政府园林、官署园林而言，这种公共性游览特征就更为明显。

　　结论2：

　　中国古代园林虽有门掩无华，贴近自然的天性，但就其精神实质而言，从来就不乏开放性、市民性等特征。

　　即便是私家园林也是心系山林，身隐于市，每每与城市生活、与大众紧密相连！

　　那种过于强调中国古典园林的封闭、小众化特征，甚至将其作为阶层对立的物化形式，认为古代园林是皇家贵胄和有闲文人的专属品，与大众无缘，因而不适宜现代城市的观点，至少是片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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