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迹”，在历史的边缘

《看历史》 主笔┃杨东晓

自晚清以降的一百多年里，圆明园曾经有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淡出了中国人的记忆。这段时期内，圆明园在遭遇财劫、火劫、木劫、石劫后，剩下的只有土地了，而土劫更是从蚕食开始，一步步让圆明园变得面目全非。

1920年的一天，一个西方人走进圆明园西洋楼附近。这里破败不堪，到处都横躺着断裂的巨大雕花石柱。就在满地乱石的荒地上，还有一个中国男人正在一片开阔地上拉着石滚压粮食。他架起相机对准着这个中国男子，将他的形象记录了下来，并且还洋腔洋调地记录下了那个人的中文名字的发音——“陆元淳”。

陆元淳是当时住在西洋楼附近唯一的中国人。这个从外地来到北京讨生活的中国农民在清末民初的战乱中，辗转来到这里，在无人管理的园子里拆房、开荒、种地……

在陆元淳之后，陆陆续续有大批从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等地来的移民来此定居。此外，还有前清太监和前清旗民。

圆明园自1860年10月遭遇了“火劫”、“财劫”之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又先后遭遇了“木劫”和“石劫”——北京城的达官贵人和平民百姓一点一点地从圆明园的废墟上拆走了可资利用的木材和石材。而今，圆明园中可以利用的只有土地了。陆元淳们的到来又开始让圆明园遭遇“土劫”——人们在圆明园的废墟上开荒种地，取土伐林。最终，在来来去去的各色人群的改造下，昔日这片中国最华美的园林，就这样日益面目全非。

■ 面目全非

就在陆元淳们在此安居了十几年后，又有一大批异乡人涌入圆明园。那是八年抗战期间，由于战乱，这片无人管理的山林，成为来自华东、华北附近的饥民的“乐土”。

王国安一家就是抗战期间搬进圆明园的。1950年代，新中国实行户籍制度，建立行政村，王国安和移民们才在这片园子里拥有了合法的身份。圆明园成为行政村后，王国安还当过30多年的生产队队长。他目睹了圆明园长达半个世纪的变化历程。

最先变化的是通往圆明园的御道。尽管圆明园已毁，但直至1950年代初，从西直门通往圆明园的御道依然还保存。这条风姿绰约的御道出西直门经高梁桥，在魏公村与中间石块砌成、两侧垂柳曳地的白颐路相汇，直入西郊苑囿。御道两边是流水和随风摇曳的荷花——文人称它们“丹棱”。1950年代，白颐路的石块被拆下用于修建天安门广场，道路两旁的柳树也被砍下，替换成了杨树。

1956年以后，园林局征购了圆明园中非稻田的全部耕地，进行了大规模绿化。到1961年，园内植树72万株。然而三年困难时期，大量的百姓涌进这里。圆明园村、挂甲屯、福缘门村里住满了在外地人。圆明园一时人多地少，于是生产队把政府征购走、大量植树的土地又要了回去。人们除了种稻米、养鱼，还办起了公社一级的马场、养猪场、鸡场、鸭场。在王国安的记忆中，那时候的圆明园村干净整齐、甚至没人往地上乱扔一片纸。如果不是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这派世外桃源的景象，还会继续下去。

后来的中国圆明园学会学术委员、北京市园林局高级工程师赵光华在文革期间来过圆明园，他发现北京海淀周围各大院校的师生都到圆明园改造世界观来了。圆明园里除了学农的稻田，还有学工的工厂、学军的射击场。

在这里，他目睹了北大师生改造 “绿满轩”和“畅和堂”两座岛屿的“壮举”：在生产队的指挥下，几十位北大教师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用大绳和撬棍，把山石拉下水中，然后再把岛上的土全部垫入水中，造出了一块面积并不大的农田。

1970年，全民“备战备荒”时，人们不仅拆除了数千米的园墙和湖岸上的石材，建筑基址也被连根拔起，统统拉走去修防空洞。人们一次拉走582车石料，一次拆掉800多米围墙，一次砍伐1000多株树木。圆明园遗址的围墙被拆得一干二净，建筑基址被掘地三尺，山头被平掉十分之四，外单位侵占掉土地十分之一(王道成《圆明园重建大争辩》)。

防空洞刚建好，“农业学大寨”运动又轰轰烈烈地兴起。从1975年到1977年，厂房和生活区用地就砍光了90%的林地，60年代初种下的几十万株林木万劫不复。

 惊蛰年代

圆明园这一百来年里，皇帝退出、强盗进来，强盗退出、农民进来。到了1970年代，大学师生退出、海淀机修厂进入；民房退出、打靶场进入；板车拉出去、汽车开进来。那些年，圆明园的福海中甚至建了个气象站。

1975年，学者王道成为了给颐和园管理处写《颐和园》一书，申请进圆明园考察相关的情况。那个夏天，他和《颐和园》编写组的两位同仁，坐车来到圆明园东区的一个门口，下车步行。他们走进圆明园，入眼是茂盛的庄稼，一处处农田，一间间民房。王道成站在一处田梗上，这里早年是福海，他的脑子里浮现八个字：“故宫禾黍人世沧桑”。

次年，圆明园管理处正式成立。

又过了一年，诗人来了。

北京六建工人赵振开和从白洋淀插队返京不久的姜世伟走进园子。以他们创刊不久的诗刊《今天》的名义，在废墟上组织诗歌朗诵会。他们在这里赋诗饮酒，思索辩论。多年后，人们再提到这两位废墟上的启蒙者时，称他们北岛、芒克。

朦胧派诗人挑选的诵诗地点，是一片荒地。这批文革结束后最先脱离主流意识形态和官方话语体系的先觉者，跨越了后文革时期的“伤痕文学”，一步进入“废墟”的境界——整个社会尚处在废墟状态。他们选中这片“废墟”还具有历史意义：圆明园毁于中华帝国与现代工业文明冲突、崩塌的时代，这个曾是中华无尚荣光的园子，既是古老文明伴随腐朽帝国毁灭的标志，又是中西方文化猛烈撞击的陨坑。由于北岛的到来，这片废墟上盘旋着“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这时代觉醒的号角。

但是，从这里往西北部行进，从紫碧山房和鸿慈永祜交接处进入园中，乾隆在圆明园修的家庙，曾经供奉过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的影像的鸿慈永祜(安佑宫)，已是臭气熏天的大粪场。

这就是圆明园慢慢在中国人的记忆里惊蜇的那个年代，诗人思其废、学者恨其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