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提出，多开一些东西交通便门，增辟休息地点；对故宫的宫殿建筑拟大事清除，保留重要的主要建筑，以70%以上的面积园林化等等。

　　1959年6月，在北京市文化局党组的《请示报告》提出8个月后，中宣部对此作出回应。

　　《谁保护了故宫》一文中，引用相关档案，披露了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讨论《请示报告》的情况：

　　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表示：“我们对故宫应采取谨慎的方针，原状不应该轻易动，改了的还应恢复一部分”，“关于房子改造问题，小房、小墙可以拆一些，但要谨慎。马路可以宽一些，这是为了消防的需要，不是为了机动车进去。故宫就是要封建落后，古色古香”，“搞故宫的目的就是为了保留一个落后的地方，对观众进行教育，这就是古为今用”。

　　1964年6月12日，文物保护专家谢辰生参加故宫复原陈列的讨论，第一次看到了陆定一在这次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当天，他在日记里写道：“如果不是这次定一同志顶住，故宫真不知如何得了。可能现在已是面目全非了。有些人是好心办坏事。好事过了头就会走向它的反面，这就是辩证法。”

　　改建计划被再度提起

　　1963年2月，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在北京展览馆举办“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汇报展览”。此间，故宫改建计划被再度提起。

　　有关规划官员和技术人员被召集至颐和园听鹂馆用餐。席间，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引经据典谈论故宫，称故宫自古以来就是变化着的，溥仪为骑自行车还锯掉了故宫的门槛。

　　1963年3月25日，吴晗在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的“三家村札记”中，发表《谈北京城》一文，为故宫改建造势：“现在保留下来的清朝的宫殿，不但不是明朝的原来建筑，而且，也不完全是清朝原来的建筑。当然，作为一个古代建筑艺术品，应否保留以及如何保留，是一个可以研究的问题，不过，要是像某些人所说，因为是古代建筑，就绝对不能改变，把事情绝对化了，那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

　　吴晗得出结论：“北京城的历史发展告诉我们，无论是城市建置，政治中心，街道布局，房屋高低等等，都不是不可改变的。相反的结论是必须改变。我们必需有这样的历史认识，才不致于被前人的阴影所笼罩，才能大踏步地健康地向前迈进。”

　　董光器在《古都北京五十年演变录》中，印出一张1963年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制 作的北京城区布局方案图，显示天安门、端门、故宫皆被拆除改建为大型公共建筑。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其信号是吴晗响应毛泽东倡议而作的京剧剧本《海瑞罢官》遭到批判。

　　在这场风暴中，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刘仁、郑天翔等7人和副市长吴晗、乐松生等6人分别被扣上了“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资本家”“反动学术权威”等罪名。刘仁、邓拓、吴晗被迫害致死。

　　故宫改建计划被列为中共北京市委要给刘少奇盖宫殿的“罪证”。

　　紫禁城并未获得安宁。“文革”时期出台的故宫“整改方案”，提出要把一切代表封建意识的宫殿、门额全部拆掉。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及群众代表。当晚，周恩来得知红卫兵准备冲入故宫“破四旧”，当即指示关闭故宫，并通知北京卫戍区派一个营的部队前去守护。

　　次日，红卫兵要冲故宫，工作人员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把红卫兵劝退。几日后，周恩来又派军队守护故宫四周。

　　1987年12月，故宫成为中国首批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