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又追加了一份《清洁空气法案》，要求工业企业必须加髙烟囱，将烟雾排放到更高的空域，从而更好地疏散大气污染物。1974年出台《空气污染控制法案》，规定工业燃料里的含硫上限等硬性标准。在这些刚性政策面前，烧煤产生的烟尘和二氧化硫排放减少放缓，空气污染明显好转。到1975年，伦敦的“雾日”已经减少到了每年只有15天，1980年降到5天，伦敦此时已经可以丢掉“雾都”的绰号了。

　　伦敦战雾并没有到此为至。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汽车走进家庭，数量激增。汽车尾气取代煤烟成为英国大气的主要污染源。汽车尾气中的铅吸入人体后就再也无法排出，会严重影响人类后代的智力。铅问题遭到英国民众的强烈抗议，一张小女孩戴着防毒面具拿着抗议标语到英国首相官邸唐宁街10号抗议的图片广为流传。随后英国开始推行无铅汽油，但是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人们发现汽车排放的其他污染物如氮氧化物、一氧化碳、不稳定有机化合物等也极为有害，它们被阳光中的紫外线照射后，会发生复杂的光化学反应，产生以臭氧为主的多种二次污染物，形成“光化学烟雾”。

　　英国人此时已经对抗雾形成社会共识。从1993年1月开始，英国强制所有在国境内出售的新车都必须加装催化器以减少氮氧化物污染的排放。1995年，英国通过了《环境法》，要求制定一个治理污染的全国战略，设立了必须在2005年前实现的战雾目标，要求工业部门、交通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同心协力，减少一氧化碳等8种常见污染物的排放量。

　　终极解决之道

　　英国政府半个世纪的战雾记证明，污染并非获得财富的必然副产品。严苛的环境政策出台后，英国经济并没有恶化，政府收入也没有减少，环境却越来越好。

　　2000年以后，伦敦也开始关注空气中的PM2.5问题，现任伦敦市市长鲍里斯·约翰逊认为，伦敦空气污染80%的肇因来自于车辆的尾气排放，因此于2003年推出交通拥堵费，限制私家车进入市区，即使是美国大使馆的车队也照收不误。鲍里斯计划到2023年把伦敦私车流量减少9%。与此同时，伦敦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网络，鼓励市民选择地铁或公交系统出行，鲍里斯市长本人则坚持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

　　伦敦市政府还搞出了很多抗污的新花样。如在伦敦市内污染最严重的玛丽勒博路与上泰晤士街上投放一种由醋酸镁和醋酸钙构成的灰尘粘合剂，原理类似于胶水，可以有效吸附空气中的微尘。实践证明，吸附剂能减少空气污染达14%之高。政府在治理空气方面也毫不避讳，各种空气监测信息均向外开放，英国公民可援引《自由信息法》，向政府环保机构索取相关数据，不得被拒绝，全民监督。政府治理稍有疏失，主流媒体也不会替政府粉饰遮掩而是大力抨击。对于传统的排污源——工业企业，伦敦的办法是不能再让企业像以前那样一排了之，把治理污染的事件甩给全社会，而是让企业自身承担起排污造成的社会成本，如此一来，昂贵的成本压力使得企业不得不千方百计地减少排污，反而研制出了不少环保新技术。

　　今日伦敦已成为一座“绿色花园城市”，城区三分之一面积都被花园、公共绿地和森林覆盖，拥有100个社区花园、14个城市农场、80公里长的运河和50多个长满各种花草的自然保护区。伦敦战雾经历为工业化的后来国家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是付出血的代价，重蹈英国先污染再艰难治理的老路，还是吸取英国的教训，早早探索与美好环境相和谐的发展之道？相信每一个人心里都已经有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