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城市规划理论

　　问：您能否给我们简要概括一下美国城市规划理论发展的线索?

　　张庭伟：大体说来，美国城市规划理论关注的内容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五六十年代。

　　美国规划理论关心的是在城市发展中如何界定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个人利益中间又特别关注界定私人开发商的合法利益。

　　第二个阶段是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

　　美国规划理论关心热点开始进入政治经济学领域。因为发现“公与私的利益”不是那么容易界定，这里面有一个权与钱结盟的问题，“私”的利益往往以“公”的利益的面貌出现。规划理论家们想发现在表面现象的背后，是什么势力在左右着城市的发展，这个时期的产物就是“政体理论”(UrbanRegimeTheory)。这个理论被认为是过去20年美国城市规划最大的贡献，它不仅把道理说清楚了，更进一步提出了对策，就是“公众参与”，强调规划师与公众的结盟，培养社会力来监督“权”与”钱”的结盟。

　　第三个阶段是九十年代的”联络性规划”(CommunlcatlvePlanning)。

　　实现“公众参与”的过程。目前仅仅是开始，以后肯定还会有新的东西出现。

　　整个规划理论的发展过程简单概括，就是一开始看到现象，后来探讨为什么，再下来就是现在的工作，即如何改变目前的状态。

　　问：在《从“向权力讲授真理”到“参与决策权力”》一文中，您提到美国规划理论界的一个动向，就是“联络性规划”的产生。这个理论的要点是强调“联络，或沟通，是规划工作的中心。”同时，您也指出，这个理论提出的背景“其实质是美国规划师对自身价值及职业使命的再探讨。长期以来，美国规划师们痛切地感到，规划工作不被当权者重视。……规划师如何才能走出这个困境，对社会有较大的贡献?”那么，在这个理论被正式提出之后的今天，美国的规划师们是否认为自己“已走出困境”或“正在走出困境”?

　　张庭伟：没有。参与决策谈何容易。我自己的经历体会，通过这几年的规划实践，觉得美国“民主”的代价太大了。所以我说，民主是一切坏的办法中间比较不那么最坏的办法，民主不是一个好的办法。我们在美国为了一个五六百米长的街道改造，就进行了两年听证，一而再地拖延。一句话，仍然在摸索，还是挺困难。

　　所以，对1992-1993年提出的联络性规划，一直就有争论。

　　一种意见怀疑联络性规划是否成立，因为一个分裂的社会不可能达成共识，没有共识又如何进行规划；也有人对它的具体方法表示怀疑。所以联络性规划还没有真正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规划界真正的主流还是理性规划，从上而下，收集情况，分析、提出解决方法，在最后评审时请各方来提意见，多次听证，大的项目还是政府决策。

　　百分之百的民主做不成事情。

　　总的来说，美国社会没有一个清晰的主流，它一直是多元的，几种不同的规划模式都有所实践，但大体上说，理性规划的成分在减少，联络性规划的成分在增加。

　　问：在文章《市场经济下的规划及其实施》中，您说在美国“市政府改选了，规划仍然沿续下去。”。同时，您在另一篇文章《城市发展决策及规划实施问题》中又说到美国的城市“政府决策有短期行为的倾向。”因此，我们想问的是，您认为在美国保持规划实施连续性的关键在哪里?个人因素在多大程度上能影响到规划决策的改变?

　　张庭伟：毫无疑问，政府决策有短期行为的倾向，而规划的延续性得以保持，是因为规划结果通过法律来保证，与某个政府无关，一届政府无法推翻这个法律。

　　比如芝加哥，沿湖滨39公里长，1公里宽的绿带，1909年通过的法律把它作为永久性绿地保留了下来。30平方公里的黄金地带，不是没有人想动它，但你想改变法律，必须重新到议会通过一次。

　　议员们要考虑他的投票记录，那是老百姓们看得见的，所以如果他同意修改绿带的话，就等于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因为保持绿带背后是百分之百的公众支持。况且当初沿湖滨的绿带的建设，还是三个开发商提出来的，并且他们贡献了大部分土地。

　　所以，一个法规，一个程序，决定了规划的延续性。美国城市规划控制的灵魂是区划法规，它每年一个版本，每年附加一些修正案，某种程度上区划法规有一定的灵活性，但它的基本精神又是不变的。

　　一个完整的体制、法制对规划决策的影响与个人力量是成反比的。我个人感觉，如果是10分的话，在美国个人的力量占到3～4分，法制的力量占到6～7分。法制的力量说到底是公众监督政府行为的力量。

　　问：通过阅读您的文章，我得到这样一种印象，即美国的规划师们大多数都充满着社会责任感，因此也就对政治有更多的参与和关注，是这样么?

　　张庭伟：肯定是的。美国规划师的培养，作为美国注册规划师，成为美国注册规划师协会会员时候，你接受的基本理念第一条就是社会责任感。

　　只是在现实操作中，美国规划师和中国规划师一样，是具体的人，有的人社会责任感强一些，有的人弱一些。

　　美国注册规划师协会成立以来，几十年中只有两个案例严重违背了美国规划师职业道德。

　　因此，他们对政治也是特别的关注。我已经说过，某种程度上规划就是政治，在美国，在规划中技术的份量特别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