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离开这些年，感觉国内规划教育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张庭伟：进步的一面主要体现在开始意识到物质环境的建设是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在规划教育中开始有意识地引进社会学、经济学的知识。否则仅仅以一个设计师的理念，如何管理城市?

　　不足的地方是心态，一种浮躁的心态，是社会心态在规划界的反映。

　　问：您认为中美两国的学生有什么最大的不同?

　　张庭伟：美国学校的学生背景是非常多元化的，他们进入规划专业前，本科学的是完全不相干的专业。

　　30％-35％是建筑学背景，50％是文科专业，包括法律、历史、经济等，甚至有学国际政治的，还有一小部分是学交通的。

　　规划与建筑学不一样，必须是团队作业。

　　在美国一个和建筑学生共同进行的设计作业中，规划学生的优势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理念上的分析，然后产生碰撞，弱的一面是物质设计，比如画图。好在现在的物质设计技术方面已经不是太要紧的一件事，许多可以用计算机替代，现代技术可以做工匠能做好的事。

　　我们国内学生相反，是太一样的背景。

　　我们现在的学生缺少的不是手，而是脑，缺少的是一种文化底蕴，一种人文关怀的底蕴，这种文化底蕴是流淌在血液深处的。很多学生缺乏这种深层的情怀。

　　中国学生的最大优势是动手能力特别强，出方案快，图画得好，最弱的是缺乏规划价值观。

芝加哥的海军码头方案设计

　　问：您这样的观点是从什么地方得出来的?

　　张庭伟：通过交谈。他们给你讲方案，会把方案讲得头头是道，有很多好的具体处理手法，但不谈问题应该如何提出来。不提这个方案的成本谁负担?谁得益?如何分配设计带来的好处?

　　也就是说他们不考虑蛋糕是为谁做的、由谁来吃，很多人不是不关心，而是想都没想。有时他们也说关心，说自己“以人为本”，但“人”是一个太抽象的概念，为哪个阶层的人？还是金经元说的对，应该是为人民服务。

　　而美国的学生有时也太偏了，讨论“蛋糕该分给谁”太多了，“蛋糕怎么做出来”却已经不关心了。

　　问：美国规划界如何看待中国的城市发展？

　　张庭伟：对于中国的城市发展，真正困扰美国规划界的是没有一个理论武器可以解释中国现象，解释中国的城市问题。JohnFriedmann对我说，没有一个西方理论可以解释，像深圳这样一个3000人的小渔村发展成近11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如何在理论上给予解释？

　　他们关心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取得这样的成就，是不是别的国家也可以效仿？如何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