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加快建立高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区，海洋环境保护研究所已发起成立全球海洋保护系统（GLORES）。获得GLORES身份所带来的声誉和社会资本会对政府产生促进作用，正如“绿色建筑”认证已帮助建筑行业广泛采用可持续性的做法。

　　实现栖息地的多样性至关重要。例如，美国国家公园通常覆盖山区而不是草原和湿地。GLORES将保护区的影响放在其他情境下考虑。它对海洋生物地理学和连通性作出了解释，比如海藻林出现在温带生物地理区，而珊瑚礁生长于热带地区。同时，GLORES标准要求高效的监管和执行，目标是在所有不同的海域和栖息地中建立保护区。相较于诸多其他方式，GLORES在执行上将更加简单、快速，且花费更少。

　　加蓬国家公园管理局执行秘书Lee White：用专业的方式管理公园

　　很多世界上最珍稀和最具代表性的物种如大猩猩、黑猩猩、大象、狮子、老虎和熊猫，几乎只能在保护区里生存。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保护区通常包含了最丰富和最原始的生态系统，并提供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红树林公园促进渔业发展，并且阻挡洪水；森林提供清洁、可靠的供水，并帮助调节气候。开发公园的旅游和休闲功能会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如果得到保护，公园里的生物多样性还可以收获未知的药物和其他产品。

　　人们需要强化和专业化公园管理。有太多发展中国家的保护区长期缺乏资金支持，而政府的忽视通常意味着管理工作落在NGO的肩上。由于这种责任极少正规化，NGO并未拥有强有力的授权保护好这些地方。

　　那些努力保护自然和文化珍藏的人必须得到所在国的培训和支持。只有这样，人们才有能力抵抗跨国犯罪、腐败和不断膨胀的人口对野生动物和荒野带来的日益增加的压力。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环境保护研究人员Emily Darling：保护“气候避难所”

　　气候变化引发了三重威胁，而现有海洋保护区在成立之初并未就如何抵挡这些威胁作太多设计。海水变暖和酸化以及海平面上升，直接威胁到海洋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即使在保护区，厄尔尼诺事件和海洋热浪也能将大片珊瑚礁摧毁。

　　为了让珊瑚礁和其他全球生态系统有足够的时间适应变化，人们需要确认那些将逃脱气候变化所带来最坏影响的地区。它们应当作为“气候避难所”，即在未来几十年中经历较少变化的地区而被保护起来。

　　当然，第一步是促成当地社区、各国政府和多边参与的相关机构保护这些地区。更紧迫的是，人们需要协商形成一个全球方案，为其提供资助并认真实施，以便将为全部生态系统而建的“气候避难所”联成网络，比如珊瑚礁、热带雨林、北极苔原和其他地区。世界公园大会必须在将“气候避难所”并入保护区方面打下基础。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研究人员Peter J. S. Jones：评估治理结构

　　诸如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绿色名录”等项目，正在开始系统性地评价保护区的效率问题。这将有助于把环境保护工作的重心从仅通过公顷数衡量转到其他更有意义的目标上，从而更加关注效率。不过，假若从过往成功和失败的经历中吸取经验教训的话，人们还必须评估治理结构。

　　这些系统大体包括5种方式：自上而下的监管、自下而上的参与、市场机制、意识的提升和知识的分享。人们需要知道是什么让每个系统高效运转以及这些不同的方式能以何种方式融合在一起从而增强彼此的功效。

　　不过，在很多情况下，关于环境保护的讨论都沦为关于哪种治理方式最好的无结果争辩。其实，最好的解决办法根据情境的不同而各不一样，人们需要学会将不同方式和具体情形结合在一起。生存的第一要义在于多样性，这既是针对生态系统中的物种而言，同样也适用于治理体系中的不同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