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应当正确认识城镇化资源环境影响的阶段性。一般而言，城镇化的资源环境影响大体上呈现拉平的“S”型曲线变化：在城镇化初期，由于城镇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城镇对资源环境的消耗相对比较少；在城镇化中期，随着工业化加速发展和城镇人口、城镇规模快速扩张，城镇对资源环境的消耗进入快速增长期；在城镇化后期，随着城镇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向更加注重内涵的发展，城镇对资源环境的消耗趋于放缓；在城镇化成熟阶段，城镇对于资源环境的影响主要与居民消费需求相关，资源环境消耗总量将有所下降，但仍会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不过，这种规律只是一般性的，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和不同的城镇化模式下，“S”型曲线的弯曲程度和拐点的位置是随机变化的，其中的关键影响因素涉及城镇化模式、产业政策、环境政策、技术水平和环保压力等。因此，既要客观地看待城镇化对于资源环境的阶段性影响的必然性，又要注意发挥人和社会的主观能动性，通过积极合理的制度建设，促进技术创新和行为调整，努力控制资源环境影响的峰值并使拐点提前到来。

　　第五，应当更加充分地认识到城镇化资源环境影响的社会性。现有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对这一点有所忽视，很多人在分析城镇化的资源环境影响时只关注了整体的物质层面，没有看到其差异性的社会分配层面。事实上，由于社会成员的地位差异，无论是对于资源的消耗还是对于环境的污染，不同社会成员的情形是不同的。通常的情况是，在缺乏合理的制度安排下，少部具有社会优势的人消耗更多、排放更多，而具有社会劣势的人则相对来说更多地承受了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消极后果，并且由此更加强化了其社会劣势。因此，在分析城镇化资源环境影响时需要注意到这种社会性的差异，在整体上控制和约束城镇化资源环境影响时，需要关注社会公正，促进公众参与，努力追求发展成果和环保责任分配方面的公平性，关注那些影响弱势群体生产生活的资源环境质量。

　　必须正视城镇化的资源环境约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与经济社会同步快速发展，与此同时，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数据显示，城镇化进程中资源利用效率在逐步提升，环境保护在不断加强。但是，我国城镇发展对于能源资源的需求总量仍在快速增加，所造成的环境压力也在不断加大，城镇化面临着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也是不争的事实。从公众主观认知看，2003年和2010年的全国抽样调查表明，城镇居民对于环境状况的关注度在提高，对于环境质量出现更加负面的评价，其改善环境质量的愿望更加迫切。有关研究表明，城镇化与能源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关系非常密切。环保部课题组研究表明，城镇化每增加1个百分点，平均需多消耗能源4940万吨标煤，钢材645万吨，水泥2190万吨。城镇人口与生活污水排放量相关系数高达0.98，与工业废气排放量的相关系数则超过1。按照2010年的城镇人口数据计算，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生活污水排放将新增37980万吨，生活垃圾产生量将新增293万吨，工业固废产生量将新增2.41亿吨，并会导致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下降约0.0073。按照世界城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目前我国城镇化仍在快速发展区间中。《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到2020年，城镇化率要达到60%左右。由此可见，随着城镇化的速度持续加快、城镇规模持续扩张，其资源环境需求也将持续增加。

　　事实上，如前文所述，我们分析城镇化的资源环境影响还不能仅仅局限在城镇地区内部，应该关注其区域影响和整体影响。一方面，随城镇人口快速增长和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而产生的巨大能源资源需求，已经很难在城镇内部及其周边区域获得有效供应，跨区域的能源资源采集势在必行而且规模将不断扩大。例如，“西电东输”、“西气东送”、“南水北调”等重大工程，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保障城镇运行，同时改善城镇环境。但是，这样大规模的能源资源采集和输送存在很大风险，也对能源资源输出地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及社会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造成很大影响，其中包括了一些负面影响。随着这些负面影响的累积，不仅加剧了能源资源输出地与城镇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且也在更大的范围内加剧了资源环境问题。如果考虑到能源资源的采集正在超越国境，甚至可以说我国城镇化进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世界资源环境压力，并且面临着更大的有效供应风险。另一方面，在城镇运行和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环境污染往往超越了城镇区域生态系统的容量。为了缓解城镇区域所面临的环境压力，大量污染物（例如污水和垃圾）被排放到了城镇周边区域，一些污染企业也被转移扩散到周边区域，由此造成了更大范围的环境破坏、更深刻的城乡差距乃至城乡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有资料表明，2000—2010年，未经处理的城镇污水累计排放量超过2000亿吨，90%以上的城镇垃圾在郊外或农村堆放或填埋，截至2011年累计堆放或填埋量超过60亿吨，这些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生活环境都是破坏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