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内阁成员迪欧达尔：

　　作为印度已故总理拉吉夫·甘地时期的技术顾问、内阁部长，印度软件工业的规划者和奠基人，迪欧达尔表示，“当时我向总理介绍了深圳、珠海、汕头等地的经济模式，并以此作为对照发展印度的班加罗尔经济特区。”

　　迪欧达尔说，中国和印度30年来一直处在相互借鉴的发展道路上，“当年印度规划班加罗尔参考了中国经验，如今中国的成都、西安、大连等地又提出建中国的‘班加罗尔’，这是两国现实的考量。印度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其城镇化进程将会让世界受益。”

　　“深圳模式”影响印度

　　记者：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中国的城镇化问题？

　　迪欧达尔：我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83年，我带着产品来北京试图销售，就住在一家四合院里。令我记忆深刻的是，当时中国的深圳经济特区，焕发着蓬勃的商业活力。

　　如今回头去看，这就是一种城市化路径。我看到中国有数据显示，深圳的城市化率在中国排在第一位。

　　记者：那这次中国之旅对您意味着什么？

　　迪欧达尔：当时我仔细研究了深圳的经济模式，发现中国当时的策略是发展制造业。回国后，我分析了深圳模式和当时正在美国兴起的电信通信方面的发展情况，提出了“开放式的电子信息通信技术的自由化运动”。

　　这些研究成果，最终被印度政府关注到。1984年，拉吉夫甘地出任印度总理，我受邀出任印度电子工业部部长，并担任他的技术顾问。借鉴中国的经验，我们当年就在印度腹地规划了班加罗尔市，这是印度的经济特区。

　　记者：那你如何评价深圳和班加罗尔的两种模式？

　　迪欧达尔：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深圳和班加罗尔都是发展中国家推进城市化的有益尝试，并通过城市化带动了全国的经济发展，甚至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

　　土地制度决定城市化进程

　　记者：孟买和新德里仍有大片的贫民窟，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迪欧达尔：有印度学者认为是“过度城市化”造成的，具体来讲就是在城市化过程中，大城市迅速扩张，当时城市的基础服务却没有跟上，交通、水、电、住房等一系列问题导致服务崩溃，从而造成贫民窟的出现。印度农民在进城后就开始划地居住，贫民窟也就跟着壮大，挤压城市空间。土地制度决定城市化进程，由于印度实行土地私有制制度，而且只要住户不同意，就不能拆迁和征用。

　　记者：您在撰写《Cinasthana Today》（今日中国）一书时，表达了怎样的观点？

　　迪欧达尔：我出这本书的目的就是从印度的视角观察中国。我试图回答“什么是社会发展，测量它的尺度是什么”的问题。很多人认为，测量一个国家的发展实力要看GDP，但对于中国和印度时却不全是这样。现在我们谈城市化浪潮，归根结底是让人生活得更好。

　　中印城镇化影响世界

　　记者：印度去年的一场大停电，逾3.7亿人受到影响，你怎么看？

　　迪欧达尔：基础设施不完善，是印度城市化过程的软肋。因此印度(2012-2017年)十二五规划中，投资将主要用于道路、电力、供水等领域，希望能带动城市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