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马向明：

　　城市是一个庞大的网络，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看起来是少数的政治家决定城市，其实城市是被更庞大的一个网络决定的，无论谁在这种大趋势、全球化的格局下，力量都是有限的。城市更新的问题是需要时间和机制解决的。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伦敦的道克兰区原来是一个码头区，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就衰落了——因为船变大了，进不了原来的码头区。从1971年英国政府第一次提出道克兰区的更新，到1981年成立开发区，整整耗费了10年时间制订各种计划。

　　为了确保城市更新的系统性，英国在1981年为此成立了专门的公司，区域内划定了企业区，进入可以免物业税，还有中央政府有专门的资金推动，因为如果靠单一的土地开发手段是很难达到目标的。为了达到转型，第一是土地的获取，第二是交通环境的改善——所以做了一条轻轨，第三是环境的改善。

　　这种更新下，该区域一定是一个综合的区，有商务也有居住，不同的区，记忆历史是用不同的办法，中央商务区用原来码头的水网格局记忆历史，居住区和公共空间保留原来的建筑。

　　广州土人景观顾问有限公司首席设计师庞伟：

　　好的城市要为少数人留下充分地盘

　　“多数人”在政治上可能是正确的，比如说选举选出了一个总统。但是文化上“多数人”经常是错的。今天少数人常常活得不容易，尤其说到“一小撮人”时——你千万不能成为“一小撮人”，不然就非常危险，几乎是人类的敌人了。可实际上多少有意义的事是“一小撮人”干出来的？哥白尼属于“一小撮人”，埃菲尔铁塔、法国卢浮宫前的“金字塔”都是“一小撮人”干出来的，这种事情太多了。

　　所以，多数人的城市——或者说“好的多数人的城市”是为少数人的权力留下充分地盘的，是包容、多元的。

　　就以广州而言，比起农民运动讲习所，比起黄埔军校，当代的广州建设更加难能可贵，所以我旗帜鲜明地认为，我们多一点包容，多一点呵护，多一点为少数人尊严、工作考虑的价值取向。我们警惕多数人，多数人不是做天文学研究，也不是在推演精神生活，他们是在打麻将，没有必要把多数人的文化取向抬得非常高。

　　《南都周刊》执行主编许庆亮：

　　以发展为主导，将把下一代养成暴发户

　　在中国，市委书记和房地产商决定怎样发展，城市就会按照他们的模式发展。中国的整个三线城市基本都是复制粘贴，每个城市的个性都被磨平了，成了高楼大厦堆砌的、没有个人精神气质的城市。

　　这么多年，我经常和北京、上海以及其它城市的朋友沟通，广州有什么好？最后慢慢归结为一点：广州离北京远，离香港近，远离权力中心，有相对的政策上的自由度和宽容度；离香港近，则便于形成相对自由的、高度发展的市民文化。

　　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决定性的东西不是硬件，而是这个城市的人组合起来的精神气质。一个城市难道只有拆和建，只有不断创造GDP才是发展唯一的路径吗？我们能不能让更多的人有艺术熏陶，能够接受更有价值引导的东西，我们沉沦世界的每一个举动，都会在每一个幼小的心灵上投射一个印记。如果是以发展利益价值主导城市的规划发展，我们对下一代的培育是不是就是在把他们往暴发户的方向推？

　　广东保利地产董事长余英：

　　规划应该由学者、专家决策

　　1992年我在规划局，检讨珠江新城规划的时候，经常挨领导骂，说你们规划局这些人、什么规划师啊你们懂规划吗，广州珠江新城又不是北京、上海，要那么多办公楼干嘛啊？多建点住宅嘛。我们就在1992年珠江新城规划检讨时加了一些住宅。前两年又听领导说，你们这帮规划局的专家真是没有前瞻性，你看珠江新城建这么多住宅，广州现在已经是中国第三城了，赶紧把珠江新城东扩，把员村都拆了，多建写字楼。

　　我说这个例子，主要是说广州应该由真正的专家、学者决策，而不是官员决策，可能对我们更加理性的分析有利。我认为现在广州市的一些西关大屋、包括一些质量好的工厂，可能比其他建筑更加值得保护。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哲文所所长曾德雄：

　　官员都面临“GDP焦虑”

　　广州最近一直在讨论红专厂去留问题，不能说我们的官员没有人文情怀，但是他们也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GDP的焦虑”，很多领导一讲话都是危机意识，说广州明年要被天津赶上了，我们的“老三”地位要不保。

　　因此，在广州天河容纳像红专厂这样的地方给艺术家做创意，是不现实的。我的观点是，最好是保留一两栋典型性建筑，同时金融城里留出一点地方，给艺术家继续创作。保留红专厂实际上是一个文化风向标的问题，更多体现城市对文化的态度，这个就比较重要了，如果一个城市对文化这样一种态度，那这个城市是没有声誉的，文化具有“道义的正当性”。有趣的是，以前很多人没有听说过红专厂，但是听说要拆了，好多人都去，大家关注的其实是一种文化，大家关注的是在这样一种现代化不可阻挡的城市化过程中，自己的精神家园如何安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