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西安遗址的独特性

　　13朝古都西安的文明发展史在空间维度上呈现非常鲜明的方位区分（图01）。西部的沣河一带，是西周文化的发源地；北部临近渭河两侧是秦汉宫室的密集分布区；东部浐、灞河一带是关中先期文明的原脉之地；而广大的中部腹地则是隋、唐至明、清长安的建城区；南部有秦岭这条天然的生态屏障常年守护着八百里秦川。西安的历代都城遗址区具有档次高、规模大、分布广的特点。“根据西安城市总体规划，西安主城区占地面积为525km2，现代城区与古迹遗址的重合度几乎为100%，其中重要古迹遗址对城市发展空间的叠压度达37%”[6]。这使西安的城市建设始终是在不断协调与遗址的关系中摸索前行，也决定了西安结合绿地建设保护历史、城市公园总是与古迹遗址相互依存的必然性。

　　3 大西安地区重要遗址公园建设历程

　　西安依托历史遗迹打造城市绿色空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的 “莲湖公园”。它位于明城圈内，建在唐代长安城的“承天门”遗址上。明代朱元璋次子朱樉依这里低洼地势引水成池，广植莲花，故名“莲花池”。1922年辟为公园，称“莲湖公园”，是西安历史最悠久的公园 。随后的1927年，为纪念北伐战争前夕，陕西国民军坚守西安而死难的军民而建设了革命公园。当时在公园内筑大冢两座，建有革命亭和烈士祠，并采用规则式布局。 1958年，西安市政府在唐兴庆宫遗址修建兴庆宫公园，采用了自然式布局，以兴庆池为主景，园内碧波荡漾，树木葱郁，草坪如茵，百花似锦。沉香亭、花萼相辉楼、南薰阁、缚龙堂和长庆轩等均为仿古建筑，仍沿用兴庆宫原建筑名称，造型古朴秀丽。公园成为了当时西安市区最美丽的风景。

　　近一个世纪过去，西安在发展中持续探索着结合不同类型遗址及文化资源营建绿地的方式，于近10年间达到了建设的高峰期，至今已建成在国内有影响力的公园10余处，规模从几个公顷到数平方公里。它们可以分为以古建筑（遗址）为依托、以古城市（城垣）遗址为依托、以宫殿苑囿遗址为依托、以帝王陵寝为依托、和以非物质文化（含民间传说、历史事件等）为5大类型（图02）。尤其是近几年大尺度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将西安的文化遗产保护水平推向了新的高度。在国家第一批12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中，西安就有3个，分别是：阳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秦始皇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它们与其他的公园一起构成了大西安地区独具特色的遗址类文化公园体系。这是在文物遗址的科学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基础上催生出来的独特现象，也是城市在绿地系统、旅游空间、城市风貌等方面的鲜明特色（表01）。

　　4 西安遗址公园的演进特点与发展趋势

　　4.1 文物保护意识与技术水平逐渐增强

　　20世纪前半叶，由于经济条件相对困难，文物的保护意识相对薄弱，同时受考古技术所限，以莲湖公园和兴庆宫公园为代表的公园建设大多只强调了对遗址文化内涵的利用。虽然设计风格大都沿袭了中国传统造园手法，但对文物本体的深入勘查、保护及展示方面与公园设计融合较少。随着我国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西安在结合遗址营建公园的过程中，逐步将“保护”工作列为头号目标，一切的规划设计均要以科学考古及历史研究为基础。

　　相比起 “沉香亭”等建筑在大体原址的仿古复建，同样作为唐代皇家“三大内”之一的大明宫在50年后建设公园时，更加强调对遗址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在原址复建的“丹凤门”采用了钢结构和可逆的建筑形式，将夯土遗迹完好地保护在内部形成了现代博物馆（图03-04）。而且在没有进行完考古的区域，公园会在遗址上铺木栈道作为路径，将各种管线、水管、安防系统置于木栈道下[6]，以不对文物和未来考古产生任何影响为前提。

　　与此同时，科学技术的革新也为更好的文物保护创造了条件。例如汉阳陵帝陵外藏坑遗址保护展示厅内采用了国际先进技术，用玻璃隔墙将文物和参观者分隔在两个不同湿温度的环境中，既有利于文物的存放，又可使游客在神秘幽暗的氛围中近距离、多角度地观赏。从以前的重场地利用，到全面考古为先、科学保护为主、合理展示的综合利用方式，体现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水平的重大进步。

　　4.2 遗址利用模式与展示手段趋于多元

　　进入21世纪后，西安在遗址利用模式上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有的遗址被建设成为大型文化类主题公园，如大唐芙蓉园，是目前全方位展示盛唐风貌的皇家园林式公园；有的被建设成为以博物馆为主的游览景点，如汉阳陵博物馆与秦二世陵遗址公园；还有的被建设成为供市民健身游憩的休闲林带，如唐城墙遗址公园，是在城市道路之间形成的以林木种植展示唐外廓城范围的带状绿地。虽然都名曰“遗址公园”，但显而易见并非每一处都是以强调遗址本体保护与展示为核心的“考古遗址公园”，而是因地制宜，有其各自的发展目标、功能定位和风格特色。利用模式上的灵活性与遗址在等级、规模、特点、区位、保存程度与保护需求等方面的差异性密切相关。